这篇文章来自Angela开学前最后的挣扎_(:з」∠)_

关于犯罪，我们普通人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就是官方统计（official statistics）。而且，我们通常只会取其表面上的意义，并基于此对犯罪情况、罪犯特点做出许多估计。然而，这些数据实际上是社会构建的结果，需要被更加谨慎地对待。
如果大家还记得，早期节目中我们提到过结构主义和解释主义。功能、马克思和女权是结构主义的几个分支，解释主义者则认为人控制着社会，关注微观层面上的个体。对于官方统计，解释主义者就认为它更能让我们了解的是它的发布者、那些做出相关决定的人，而非犯罪情况本身。

就英国来讲，民众通常看到的有关犯罪的官方数据包括警方统计的不同罪行的总数，法庭对各种罪行定罪情况和罪犯年龄、性别、种族等特征的记录，以及内政部每年基于各警局上报的数字发布的统计数据。但有许多的犯罪行为并没有被包括在这些数据里——警方的统计数据仅仅是冰山一角，未被报告或记录的犯罪行为被称为犯罪黑数（dark figures）。然而，官方统计常被视为是反映现实的，并且影响着政府、警方以及其他人对犯罪问题的处理方式。

（这张图大概可能也许是没放过）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如何探寻真相、研究犯罪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呢？社会学家将警方的数据看作是人为构建的结果，于是用其它方法补全剩余的真相。


一种是自我报告研究（self-report studies），即通过保密的问卷或采访，询问被调查者自己的犯罪经历。匿名的情况下，被试有可能给出警方所不知道的信息。官方数据表明大多数罪犯都是男性和工人阶级，然而自我报告研究则反映了女性与中产阶级同样有不少的犯罪行为。这就为那些基于官方数据产生的理论带来了质疑。然而，这样的研究方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有效性（validity），在社会学第五期节目里讲过，它描述的是某项研究对真实情况的反应程度。自我报告研究得到的答案有多准确呢？夸张和隐瞒的现象可能出现，研究者无法考证其真实性。

二是相关性（relevance）。一些被试报告的所谓“犯罪行为”过于琐碎，比如在公共交通上逃票等等，并不能真的被算作犯罪。如果，比方说，女性承认的大多是这样的“罪行”，那么来自警方“男性犯罪率更高”的说法可能依然是正确的。

三是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即这些被试给出的答案真的能反应社会的常态吗？这种研究方法更常用于年轻人或学生，所以某些类型的犯罪行为可能直接被忽略掉了，比如白领犯罪（white-collar crimes），即中产阶级以谋财为目的进行的非暴力犯罪，就不太可能出现在这样的报告里。


另一种方法是受害者研究（victimization studies），即询问被试在过去某一段时间内是否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比起自己犯罪，被试更有可能承认自己作为受害者的经历，所以这样的调查能有效揭露未被报告的犯罪行为，展示新的规律。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英国犯罪调研通过这种方法发现，犯罪率最高的群体——工人阶级青年——也是受害率最高群体。然而，这种方法同样有它的问题：

一是它无法包括所有类型的犯罪。并不是所有犯罪行为都有直接的受害者，比如偷税漏税；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很少得到报告；针对儿童的犯罪可能被忽略——虽然人们通常并不认为孩子们成为受害者的风险很高——因为孩子们大多不会去报告这些行为。

二是即使可以报告，某些受害者倾向于不去揭露。比如很多性犯罪就很有可能因此依然躲在暗处。

三是这样的研究依赖于被试的记忆，所以并不总是可靠。比如人们不一定记得作为受害者的经历。

由此可见，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我们不应该依赖于其中一种，而应该客观分析利弊，然后结合几种方法探求真相。

（久违的Torquay的天啊）


我们知道警方的正式统计数据对犯罪的记录并不全面，但这个情况对于不同种类的犯罪也有所差别。大部分的犯罪行为都是被受害者或目击证人报告给警方的，而不是被警方主动发现的。而又有许多因素影响着受害者与目击证人是否报警的决定。比如，他们若不信任警方、受到罪犯的威胁或者不愿让他人知道此事，那我们对犯罪行为可能就永远无从知晓。除此之外还有隐形犯罪（invisible crimes）的存在。一些白领犯罪和大型的企业犯罪（corporate crimes）就很引起警方的注意。比如在某些领域，神不知鬼不觉地坑害客户甚至成了职场的潜规则，受害者无法发觉；信用卡诈骗案，即使是涉及较高的金额，也通常是交由信用卡公司而非警方处理；在商场的小偷小摸也少有被告到警局的。


在决定行为是否违法、犯罪是否被记录的过程中，警方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有权决定是否逮捕某人、以什么样的罪名指控ta等等。对于哪里更有可能发生犯罪，警方也有自己的认识并且会据此分配他们的资源。所以，这些地方的犯罪活动就更有可能被发现。不同地区警方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如果对于追查毒品更加严格更加重视，这样的案子就更有可能被查获，反之则并不会被发现。警方通常承受着某种压力，要达成某个指标，清理某个比例的犯罪。为此他们有时也会使用一些手段，把犯罪行为记录成假警报或者降低其严重性，来达到某种效果。

外界媒体和政治势力同样塑造着对犯罪的记录。有时由于媒体的报导，大众会形成一种道德恐慌（moral panic），即对于某种犯罪行为或人群过分夸大的社会反应，形成一股对有关部分采取行动的强烈需求。比方说，如果报纸上经常详细报道黑人青年抢劫案，民众会对这个群体产生刻板印象、通过舆论向警方施压，警方不得不对黑人青年聚居区进行更彻底的调查和监视，导致更多的类似案件被发现（虽然如果以同样的方法调查其他地区，结果可能是一样的），又仿佛印证了大家的担心。这就形成了一个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然而越是如此，越是容易导致警方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不仅忽略其他种类的犯罪，还有可能造成民众之间的冲突。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的暑假一起结束啦（x

祝大家开学快乐（｡ò ∀ ó｡）Angela也即将滚回腐国_(:з」∠)_但不论怎样下周准时再见哟～爱你们♡

就酱❤️